第13节（3 / 4）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么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了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里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的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身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驱除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朱先生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carbamazepine（卡马西平）和diazepam（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
[1] 《明朝小史》，卷一。
[2] 《草木子》，卷四。
第五章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一
二十七岁那一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
那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也就是说，他大权在握、乾纲独断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在自己的帝国之内遛个弯儿，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祖制规定，没有战争、送葬、祭陵等重大事件，皇帝不得出京。如果必须出京，则必先聚会群臣，颁发诏书，明告天下。可是，这样的诏书一下，朝廷马上就得开锅，反对的折子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把他的书桌淹没。在那些蝎蝎蜇蜇老婆汉像的文官想象中，通往宣府的路上步步都是危险：骑马摔了，被塞外的风吹感冒了，遇到土匪了，水土不服病了，路上突然窜出个野兽把皇帝吓着了……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会引用n个圣人的话，告诫他“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告诉他“皇帝者，天下安危之所系也，一举一动，当千虑万虑，至慎至当”……一想到这些，他就脑仁疼。
为了出关，皇帝煞费苦心。八月初一这天清晨，皇帝换上了一件事先淘弄来的衣领已经磨破的蓝色半旧长衫，带着十来个同样市民打扮的太监，混在百姓中，骑马溜出了德胜门。史书记载，有生以来头一次出京城的皇帝如同出了笼的鸟，看什么都新鲜，一路游山玩水，在马背上颠簸了六天，才遥遥望见居庸关。这是通向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可是打头的探路太监纵马来到关前一看，心已经凉了半截：崇山峻岭之间的这座雄关关门紧闭，关上甲兵林立，剑戟鲜明。关门之下，满脸书生气的守关御史张钦怀抱一把利剑，端坐在正中。很显然，皇帝出京的消息早已传到这里。探路太监索性拿出平日在京城摆惯的凌人盛气，来到张钦面前，高声宣布：“皇帝巡视宣府，着张钦开关迎接！”
白面书生张钦纹丝不动。他很清楚皇帝微服出京是违祖制的行为。制止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个御史的基本责任。他板着脸对探路太监说：“你应该懂得规矩。皇帝出巡这样的大事，必然诏告天下，按照祖制，先修御道，再修行宫，然后带着全副銮驾，按照规矩一站站前行。因此，想要出关，请拿出经内阁发下的盖有两宫御宝的诏书来！如今你们青衣小帽，轻骑潜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冒充皇上，或者违祖制而出。不论真相如何，我万死不敢奉诏！”
太监还想说什么，张钦抽出宝剑：“再多说，我就杀了你！”
太监吓得浑身一抖，拨转马头，飞驰而去。
听了太监的汇报，皇帝也无可奈何。他有心硬闯过去，不过身边这十来个人显然不是守关官兵的对手。没有办法，他只好顺路折返到昌平的御马房玩了一天，第二天闷闷不乐地起驾返程。
这不过是登基十二年来与文官的连绵斗争中一次小小的失败，对于这种挫折，他早已经习惯了。
二
他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代皇帝。本来，他也应该是大明王朝最有福气、最安闲快乐的皇帝。
上天给他铺设的是笔直宽阔的人生之路。大明弘治四年（1491年），他作为大明王朝开国一百二十三年来身份最为贵重的孩子降生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交泰殿。之所以说“最为贵重”，是因为如下六种原因：第一，他是皇子；第二，他是皇长子；第三，他是皇后亲生的嫡长子；第四，他在皇帝成婚五年后才在全国臣民的苦苦盼望中迟迟出生；第五，由于后来唯一的弟弟夭折，他成了皇帝的独生子；第六，大明开国一百二十三年来，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能兼嫡子和长子身份于一身。也就是说，他们或是皇后所生，却不是皇帝的长子；或者是长子，却是“庶出”。这对最重宗族礼法的大明皇室来说一直是一个遗憾。因此，如果他能顺利长大，继承大统，那将是王朝开辟以来第一个以嫡长子身份登上皇位的人。这对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似乎是为了突出他命运的这种与众不同，上天为他选择的降生时刻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八字算法，他出生于申时、酉日、戌月、亥年，“申、酉、戌、亥”恰是地支的顺序。这种命相在八字中叫“贯如联珠”，属于绝对大富大贵的极品星相。巧合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星相也是这样的“贯如联珠”。
更何况这个皇子长得“粹质如玉，神采焕发”，十分漂亮。史书记载，他一生下就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经常啼哭，而是十分爱笑。只要谁一逗，那双乌黑的眼珠就滴溜溜转动，反应比普通孩子要迅捷得多。
出生仅仅五个多月，皇帝即颁发圣旨，封这个还不会爬的婴儿为皇太子。这在大明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皇帝给这个皇子起名为“厚照”，并且解释这个“照”字的含义说：“四海虽大，人民虽众，无不在此子照临之下。朕之江山，永为得人。”（《明武宗实录》）饱读经史的大臣由衷地相信，这个孩子将成为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幸福的皇帝。因为经过列祖列宗的九世经营，大明王朝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平稳期，外无边患、内无灾荒，并且，经过一百多年运转，大明帝国的政治车轮磨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婴儿未来的命运就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天子。
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一切情节还都按上天的布置顺利进行。这一年，弘治皇帝突然去世，太子顺利登基。虽然十四岁就要承担皇帝这项工作稍小了些，但是正是这个年龄使他绕过了专制政治中通常会出现的父子猜忌、宫廷斗争，避免了封建政治中太子接班路上通常会经历的坎坎坷坷，因此，这其实是新君的运气。人们期待着有着特殊“八字”的正德皇帝会把他的运气贯注到国运当中，给万民带来一个安定和富庶的时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从此出现了偏差，而且越来越离谱。
首先是人们发现十四岁的新君不爱在大内居住，隔三岔五就要到南苑去放鹰走马，行围打猎。
还没等大臣上书劝谏，新皇帝又爆出“单骑轻出宫禁”的大新闻，也就是说他单人匹马、龙衣黄袍出宫遛弯儿，弄得举国哗然。人们都知道，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须谨守祖制，这种不带随扈、轻易外出的行为绝对是祖制所不许的。
到了正德二年（1507年），皇帝干脆搬出了大内，在太液池边盖了一座豹房，离群索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皇帝应该居住的乾清宫。 ↑返回顶部↑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朱先生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carbamazepine（卡马西平）和diazepam（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
[1] 《明朝小史》，卷一。
[2] 《草木子》，卷四。
第五章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一
二十七岁那一年，皇帝再也憋不住了。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边疆走一趟，感受一下蒙古大漠的风霜，看一看传说中骁勇无敌的蒙古骑兵。
那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也就是说，他大权在握、乾纲独断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在自己的帝国之内遛个弯儿，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任务：祖制规定，没有战争、送葬、祭陵等重大事件，皇帝不得出京。如果必须出京，则必先聚会群臣，颁发诏书，明告天下。可是，这样的诏书一下，朝廷马上就得开锅，反对的折子一个时辰之内就会把他的书桌淹没。在那些蝎蝎蜇蜇老婆汉像的文官想象中，通往宣府的路上步步都是危险：骑马摔了，被塞外的风吹感冒了，遇到土匪了，水土不服病了，路上突然窜出个野兽把皇帝吓着了……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会引用n个圣人的话，告诫他“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告诉他“皇帝者，天下安危之所系也，一举一动，当千虑万虑，至慎至当”……一想到这些，他就脑仁疼。
为了出关，皇帝煞费苦心。八月初一这天清晨，皇帝换上了一件事先淘弄来的衣领已经磨破的蓝色半旧长衫，带着十来个同样市民打扮的太监，混在百姓中，骑马溜出了德胜门。史书记载，有生以来头一次出京城的皇帝如同出了笼的鸟，看什么都新鲜，一路游山玩水，在马背上颠簸了六天，才遥遥望见居庸关。这是通向蒙古草原的必经之路。可是打头的探路太监纵马来到关前一看，心已经凉了半截：崇山峻岭之间的这座雄关关门紧闭，关上甲兵林立，剑戟鲜明。关门之下，满脸书生气的守关御史张钦怀抱一把利剑，端坐在正中。很显然，皇帝出京的消息早已传到这里。探路太监索性拿出平日在京城摆惯的凌人盛气，来到张钦面前，高声宣布：“皇帝巡视宣府，着张钦开关迎接！”
白面书生张钦纹丝不动。他很清楚皇帝微服出京是违祖制的行为。制止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是一个御史的基本责任。他板着脸对探路太监说：“你应该懂得规矩。皇帝出巡这样的大事，必然诏告天下，按照祖制，先修御道，再修行宫，然后带着全副銮驾，按照规矩一站站前行。因此，想要出关，请拿出经内阁发下的盖有两宫御宝的诏书来！如今你们青衣小帽，轻骑潜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冒充皇上，或者违祖制而出。不论真相如何，我万死不敢奉诏！”
太监还想说什么，张钦抽出宝剑：“再多说，我就杀了你！”
太监吓得浑身一抖，拨转马头，飞驰而去。
听了太监的汇报，皇帝也无可奈何。他有心硬闯过去，不过身边这十来个人显然不是守关官兵的对手。没有办法，他只好顺路折返到昌平的御马房玩了一天，第二天闷闷不乐地起驾返程。
这不过是登基十二年来与文官的连绵斗争中一次小小的失败，对于这种挫折，他早已经习惯了。
二
他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代皇帝。本来，他也应该是大明王朝最有福气、最安闲快乐的皇帝。
上天给他铺设的是笔直宽阔的人生之路。大明弘治四年（1491年），他作为大明王朝开国一百二十三年来身份最为贵重的孩子降生于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交泰殿。之所以说“最为贵重”，是因为如下六种原因：第一，他是皇子；第二，他是皇长子；第三，他是皇后亲生的嫡长子；第四，他在皇帝成婚五年后才在全国臣民的苦苦盼望中迟迟出生；第五，由于后来唯一的弟弟夭折，他成了皇帝的独生子；第六，大明开国一百二十三年来，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能兼嫡子和长子身份于一身。也就是说，他们或是皇后所生，却不是皇帝的长子；或者是长子，却是“庶出”。这对最重宗族礼法的大明皇室来说一直是一个遗憾。因此，如果他能顺利长大，继承大统，那将是王朝开辟以来第一个以嫡长子身份登上皇位的人。这对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似乎是为了突出他命运的这种与众不同，上天为他选择的降生时刻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八字算法，他出生于申时、酉日、戌月、亥年，“申、酉、戌、亥”恰是地支的顺序。这种命相在八字中叫“贯如联珠”，属于绝对大富大贵的极品星相。巧合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星相也是这样的“贯如联珠”。
更何况这个皇子长得“粹质如玉，神采焕发”，十分漂亮。史书记载，他一生下就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经常啼哭，而是十分爱笑。只要谁一逗，那双乌黑的眼珠就滴溜溜转动，反应比普通孩子要迅捷得多。
出生仅仅五个多月，皇帝即颁发圣旨，封这个还不会爬的婴儿为皇太子。这在大明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皇帝给这个皇子起名为“厚照”，并且解释这个“照”字的含义说：“四海虽大，人民虽众，无不在此子照临之下。朕之江山，永为得人。”（《明武宗实录》）饱读经史的大臣由衷地相信，这个孩子将成为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幸福的皇帝。因为经过列祖列宗的九世经营，大明王朝现在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平稳期，外无边患、内无灾荒，并且，经过一百多年运转，大明帝国的政治车轮磨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婴儿未来的命运就是做一个四平八稳的太平天子。
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一切情节还都按上天的布置顺利进行。这一年，弘治皇帝突然去世，太子顺利登基。虽然十四岁就要承担皇帝这项工作稍小了些，但是正是这个年龄使他绕过了专制政治中通常会出现的父子猜忌、宫廷斗争，避免了封建政治中太子接班路上通常会经历的坎坎坷坷，因此，这其实是新君的运气。人们期待着有着特殊“八字”的正德皇帝会把他的运气贯注到国运当中，给万民带来一个安定和富庶的时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从此出现了偏差，而且越来越离谱。
首先是人们发现十四岁的新君不爱在大内居住，隔三岔五就要到南苑去放鹰走马，行围打猎。
还没等大臣上书劝谏，新皇帝又爆出“单骑轻出宫禁”的大新闻，也就是说他单人匹马、龙衣黄袍出宫遛弯儿，弄得举国哗然。人们都知道，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须谨守祖制，这种不带随扈、轻易外出的行为绝对是祖制所不许的。
到了正德二年（1507年），皇帝干脆搬出了大内，在太液池边盖了一座豹房，离群索居，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皇帝应该居住的乾清宫。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