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3节（2 / 4）
“因熏镜”是指“觉”如镜，世界一切事物现象莫不显现其中，因为“觉”能常住“一心”，而世间一切事物现象都在“一心”为本性，觉性虽是“不动”的，但具有一切“无漏法”，成为众生得以成佛的依据，众生之所以厌生死、求涅盘，在于“觉”对众生自身起内因熏的作用。
“缘熏镜”则是指“觉”对解脱众生起一种外缘熏的作用，所以“觉”既是“静”的，寂然不动地蕴含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为众生所有；同时它又是“动”的，能出离生死、同染转净以普度众生。
好，解释到这里，相信不懂佛学的人已经基本懵圈了。
但是没关系，有程朱理学翻译版的内容。
——也就是《朱子语类》里经典的“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
这东西跟《大乘起信论》不说一模一样吧，也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就是把佛家用语翻译成了儒家的。
朱熹认为凡人之生都是禀受“气”以为形体，禀受“理”作为本性，道德意识发自作为本体的理，感性情欲根于构成血肉之躯的气，道德意识常存于心灵深处，所以为“微”；感性情欲并非皆恶，但不加控制就流于不善，所以为“危”。
朱熹觉得这就是《尚书》（相传是伪作）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其思想的佛家根源，朱熹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说成是“人心”和“道心”的对立，给自己找了个出处。
客观来讲，很扯淡，属于是先射箭后画靶，先得出结论再去寻找出处，但朱熹就是这么缝的，“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那么朱熹有没有创新呢？
有，还真不是完全照抄，还加了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朱熹还认为“道心”即是体现“天理”的“义理之心”，因此“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嗯，一切都要回归于伦理道德，也就是三纲五常，而不是像佛家那样“色即是心，心即是色”。
这样明确了道心是伦理纲常的本质所在，也与佛家超道德的“真如”本体区分开来，也就把单纯地视人的七情六欲为“障道因缘”的弱点给打了个补丁，如此同佛家禅定之学划清界限后，朱熹在道德修养上主张“格物”来消除人欲之私接下来就是“敬”“诚”那老一套了。
见众人不吭声了，姚广孝继续说道：“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大儒，如此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朱子天理人欲之说，本就非是儒家所言，乃是凭空造物，如何能令人苦捱风雪？世上之物，诚心主敬固然重要，可明辨真伪，同样意义重大。”
好强的攻击性！
老和尚这就是说，你们刚才叫的那么凶，可这套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理论，从源头上就不是儒家的东西，拿来骗百姓的，怎么自己都信了？
而且还不留痕迹地挤兑了一下程朱理学。
说完，姚广孝算是长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可是憋了他好多年了。
在明初期佛教渐成颓势之际，老和尚作为佛家的定海神针，是真真正正地承担起了护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而这本书，就是之前给朱棣看的那本，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程朱理学对于佛经的剽窃和曲解。
但以前势单力孤，你是黑衣宰相，面对这么多张嘴，也说不过。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姜星火的众多新思想的大力支持，老和尚终于有底气毫不顾忌地正面反驳程朱理学了。
这里面有个梗，就是二程都想用“主敬”来替代周敦颐的“主静”，朱熹也想通过“格物”来作为修行法门，理学内部也是讲叠代贡献的，每一代大师都要留下点自己的创新点，但无论是“格物”还是“主敬”，处处都可以看到佛家的影子，朱熹一面批评佛家的坐禅，一面提倡静坐，所谓“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就是朱熹的静坐法门了。
也就是说，静坐在朱熹这里是方法，目的是为了体会道理，也就是三纲五常之类的。
但理学的静坐与佛教的坐禅，在形式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静坐到底是为了出家，还是要诚心正意居敬持志继而反求己身，那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程朱理学从“主静”到“主敬”再到“格物”，历代大师的儒家风格算是愈发明显，但是无论多么明显，终归是逃不脱佛教禅修的窠臼。
眼见着被姚广孝一番话扭转了颓势，双方攻守之势异也，这时候自知继续在“人心道心”这个根源上纠缠，是一定会被拖到不堪境地的，杨士奇也是豁出去了。
“凭空造物，未必不能苦捱风雪，人生于世，便存于道德风俗之中，如伊川先生（程颐）所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的杀伤力，想必无需多言。
这种言论，属于理学极右中的极右，一般卫道士都说不出这种话，能说出这种话的，无疑是虔诚至极的卫道士。
“好！” ↑返回顶部↑
“缘熏镜”则是指“觉”对解脱众生起一种外缘熏的作用，所以“觉”既是“静”的，寂然不动地蕴含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为众生所有；同时它又是“动”的，能出离生死、同染转净以普度众生。
好，解释到这里，相信不懂佛学的人已经基本懵圈了。
但是没关系，有程朱理学翻译版的内容。
——也就是《朱子语类》里经典的“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
这东西跟《大乘起信论》不说一模一样吧，也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就是把佛家用语翻译成了儒家的。
朱熹认为凡人之生都是禀受“气”以为形体，禀受“理”作为本性，道德意识发自作为本体的理，感性情欲根于构成血肉之躯的气，道德意识常存于心灵深处，所以为“微”；感性情欲并非皆恶，但不加控制就流于不善，所以为“危”。
朱熹觉得这就是《尚书》（相传是伪作）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其思想的佛家根源，朱熹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说成是“人心”和“道心”的对立，给自己找了个出处。
客观来讲，很扯淡，属于是先射箭后画靶，先得出结论再去寻找出处，但朱熹就是这么缝的，“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那么朱熹有没有创新呢？
有，还真不是完全照抄，还加了点自己的私货进去。
朱熹还认为“道心”即是体现“天理”的“义理之心”，因此“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嗯，一切都要回归于伦理道德，也就是三纲五常，而不是像佛家那样“色即是心，心即是色”。
这样明确了道心是伦理纲常的本质所在，也与佛家超道德的“真如”本体区分开来，也就把单纯地视人的七情六欲为“障道因缘”的弱点给打了个补丁，如此同佛家禅定之学划清界限后，朱熹在道德修养上主张“格物”来消除人欲之私接下来就是“敬”“诚”那老一套了。
见众人不吭声了，姚广孝继续说道：“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大儒，如此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朱子天理人欲之说，本就非是儒家所言，乃是凭空造物，如何能令人苦捱风雪？世上之物，诚心主敬固然重要，可明辨真伪，同样意义重大。”
好强的攻击性！
老和尚这就是说，你们刚才叫的那么凶，可这套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理论，从源头上就不是儒家的东西，拿来骗百姓的，怎么自己都信了？
而且还不留痕迹地挤兑了一下程朱理学。
说完，姚广孝算是长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可是憋了他好多年了。
在明初期佛教渐成颓势之际，老和尚作为佛家的定海神针，是真真正正地承担起了护教之责，整理了反排佛的《道余录》，而这本书，就是之前给朱棣看的那本，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程朱理学对于佛经的剽窃和曲解。
但以前势单力孤，你是黑衣宰相，面对这么多张嘴，也说不过。
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姜星火的众多新思想的大力支持，老和尚终于有底气毫不顾忌地正面反驳程朱理学了。
这里面有个梗，就是二程都想用“主敬”来替代周敦颐的“主静”，朱熹也想通过“格物”来作为修行法门，理学内部也是讲叠代贡献的，每一代大师都要留下点自己的创新点，但无论是“格物”还是“主敬”，处处都可以看到佛家的影子，朱熹一面批评佛家的坐禅，一面提倡静坐，所谓“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迭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就是朱熹的静坐法门了。
也就是说，静坐在朱熹这里是方法，目的是为了体会道理，也就是三纲五常之类的。
但理学的静坐与佛教的坐禅，在形式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静坐到底是为了出家，还是要诚心正意居敬持志继而反求己身，那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了.
不管怎么说，程朱理学从“主静”到“主敬”再到“格物”，历代大师的儒家风格算是愈发明显，但是无论多么明显，终归是逃不脱佛教禅修的窠臼。
眼见着被姚广孝一番话扭转了颓势，双方攻守之势异也，这时候自知继续在“人心道心”这个根源上纠缠，是一定会被拖到不堪境地的，杨士奇也是豁出去了。
“凭空造物，未必不能苦捱风雪，人生于世，便存于道德风俗之中，如伊川先生（程颐）所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的杀伤力，想必无需多言。
这种言论，属于理学极右中的极右，一般卫道士都说不出这种话，能说出这种话的，无疑是虔诚至极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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