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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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了当官的主要途径,吸引了无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一般分几级进行,最后考试都在首都举行。唐代武则天曾经亲自在洛阳宫殿出题考试,开了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的先例。宋代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并规定每三年开科一次,每次录取进士二三百人左右。自唐宋开始,赴京赶考,金榜题名,成为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唐代每年入京赶考者至少有万余人。当时诸科取士名额较少,每年只有几十人至一二百人。到北宋时进士名额增多,有时竟高达七八百人,赴京赶考人数大大超过唐代。每逢科举之年,这些四面八方前来会考的文人学士,给都城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气氛。
  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的状元照例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第二、三名的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他一些中举者授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以后有的人也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自唐代以来,翰林学士便是皇帝的近侍,作文学侍从之臣,并参与修国史、实录和起居注,十分荣耀。由于这一措施,科举考试的尖子差不多都要先在都城生活若干年。
  拥有全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都城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西周时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史官,既记载国家所发生的政事,又负责保藏政府的图书和文献档案。西汉定都长安不久,即在未央宫建了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三座藏书楼,此后又建立新的藏书楼,并派人到全国各地访求图书,充实国家图书馆,此外又派学识渊博的学者刘向、刘歆进行校勘整理。虽然汉代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仍收集到很多图书,到西汉末年藏书达到三万多卷。
  此后,历代都继承了西汉的做法,以国家力量在全国访求图书,建立国家图书馆,并派学者进行较勘整理。特别是在西汉、东汉等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国家图书馆对促进学术起了显著的作用。那时,私人藏书很少,只有宫廷集中了大量的图书,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除了供皇帝和近臣阅览,也为部分士大夫使用提供方便。成书于汉代的两部史学名著,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两人在写作时都充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唐朝依赖丰富的藏书,设置史馆,开创了官修前代历史的先河。宋、明、清等朝都利用国家图书馆藏书,编撰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清代编成的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政府组织一大批文人,利用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编撰而成。
  纸的发明和推广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唐代以后推广使用的雕版印刷术则大大便于书籍的印刷出版。五代后唐在国子监开雕号称“九经”的儒家经典,开创了历代以国家之力雕版印刷大部头经学和史学著作的先河。这种国家组织的雕版印刷活动大多在都城进行,此外,由于知识分子人数居各城市之首,都城的私人雕版印刷业也很兴盛,往往是全国印刷业的主要中心之一。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无论是官营印刷业,还是私营印刷业都很发达。南宋杭州官营印刷业有为朝廷主持的,也有临安府主持的,除了刊印书籍,还印刷纸币——交子。私人刻书更为发达,杭城内外有名可考的刻书铺就近20家。当时杭州的公私刻书,不但以数量多著称,而且以质量优胜居全国第一。雕版字体工整,刀法圆滑,纸坚色白,墨色香淡,有些宋版书籍至今还留有一股清香的墨味。明代南京为全国印书中心之一,明初编成的《元史》、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都是在南京印刷出版的。
  为了满足帝王与王公贵戚、达官贵人娱乐的需要,历代都在都城集中了一大批归朝廷专门机构管理的艺人。各地的艺人也视都城为比艺斗技的大舞台,前来演出。唐代,长安、洛阳两地表演歌舞和演奏音乐的艺人都达万人之多。有的歌舞往往需要几十人甚至更多的人参加演出,如立部伎舞队便需要60—180人,鼓乐齐鸣,歌声阵阵,气象恢宏壮阔。独舞也很受人欢迎。南唐后主李煜宫中有一名叫咬娘的舞女,轻丽善舞,用丝绸缠脚,纤小弯曲如钩月,能在金制六尺高的莲花上跳舞。相传妇女缠足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对统治者来说,仅有音乐歌舞这种比较高雅的娱乐还是不够的,很多帝王也喜欢民间的娱乐方式。隋炀帝曾招集民间杂技、魔术、戏剧等百戏艺人在洛阳举行大会演,有黄龙变、双人对舞走绳、力士扛鼎、顶竿舞、神鳌吹山、幻人吐火等精彩节目。每年正月十五,隋炀帝都要在端门外大街设百戏场,招待外国使节和商人。戏场周围达十六七里,伴奏的乐队达一万余人,乐声远播几十里之外,灯火辉煌如同白昼。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满足下层市民需要的民间娱乐也发达起来。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都有大型固定的娱乐场所,叫瓦子,又叫瓦舍或瓦肆。这是种综合性的游艺场,规模很大,有的可容纳数千人。开封城内共有瓦子50多座,杭州的瓦子最多时达24处。瓦子内表演的伎艺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杂技、歌舞、马戏、曲艺、武术,应有尽有,各种艺术又包含许多类的表演形式。例如,在杭州北瓦中的表演项目,有讲史、说经、小说、相扑、乔相扑、杖头傀儡、水傀儡、影戏、杂剧、杂班、嘌唱、唱赚、说唱诸宫调、舞蕃乐、使棒、打硬、踢弄、散耍、装秀才、说诨话、学乡谈、背商谜、教飞禽、装神鬼等,使人目不暇接。据记载,北瓦每日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在瓦舍内外,为满足看客的需要,还开了各种杂货零卖店和酒食店。
  除了瓦子外,一些寺院在集市、庙会之日,也成了百伎显艺的地方。此外,还有的伎人走街串巷,在街头巷尾的空地做露天表演,被称作“路岐人”。
  说话、傀儡、杂技、杂剧、影戏是各种娱乐形式中最吸引人的数种。说话又分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书四家,其中,小说和讲史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和众人喜闻乐见的历史和当代题材,情节有长有短,塑造了许多极具个性的人物,颇受人们欢迎。小说和讲史的底本称为话本或平话,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古代的著名小说《水浒传》即与话本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而脍炙人口的明清短篇故事集,如《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中的不少故事,就是根据宋代话本改编的。
  两宋以后,戏剧艺术不断发展,新的形式、新的创作不断涌现。北宋灭亡,原生活在开封的戏剧艺术家流落江南和华北北部。例如,说唱故事的诸宫调,便分别流传于南宋都城临安和金朝都城中都,在此基础上形成南北两大戏曲中心。杂剧是元代最重要的戏剧形式,都城大都城是元代初期杂剧在北方的中心,当时杂剧作家大部分居住在大都,大都也是重要的演出场所。到了元代中叶以后,逐渐向南方一带发展。
  清代都城北京的演出活动相当兴盛。乾隆年间是清代的鼎盛阶段,乾隆皇帝喜爱看戏,因而宫廷经常上演戏剧。除了太监所组成的内廷戏班,朝廷还经常把外地民间艺人征调进京演出。除了宫廷,北京民间也有很多戏班上演的地方,称“茶园”和“茶楼”,乾隆前后仅外城的茶园便有十几个。到清中叶北京舞台上形成京剧,以后逐渐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剧种。
  都城也是画家、雕塑家、文学家、学者、名医师、科学家的荟萃之地。他们的伟大发明和不朽著作,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张衡的地动仪和浑天仪,宋代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李诫的《营造法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全部或部分在都城完成的。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不少诗篇,是在当时都城长安写成的。北宋统治者在开封建立画院,搜罗全国画坛英才。现在流传下来的不朽名画《清明上河图》,即是画院画师张择端所作。
  在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都城的崇高地位和统治者的重视,传教者往往首先在都城宣传教义,发展信徒,建立寺庙。我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便和东汉时的都城洛阳有关。据说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人赴天竺(今印度)求佛法,10年返国,于是在洛阳创建白马寺。虽然这一传说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但东汉都城洛阳在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中的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十六国时期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翻译了很多佛教典籍,并有门徒3000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鸠摩罗什进入中国以后的活动地点是凉州和长安,分别是后凉和后秦的都城。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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