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2 / 4）
封完爵后，张清安又兴兴头头雕了十八枚大印，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皇帝的玉玺玺文为“皇清玉帝”，二寸见方，由心灵手巧的张清安亲自设计、亲手雕成。其余十七方，按照不同的级别，尺寸有严格规范：朝廷一级的一寸五见方，府州一级的一寸见方，县乡级零点八寸见方，材质皆为梨木。
八
洪秀全的心理状态，与上两位大同小异。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各级人员身份，以显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为之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
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叫东乡的小镇。占了小镇后，虽然四周已经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整个东乡镇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原来，洪秀全正忙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他称“主”。起兵不到三个月，刚刚占领了一个小镇子，在敌人日渐合围的艰险时刻，就开国登基，竖起大招牌，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太平军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县城永安。一万乡下人进了城，感觉自然和在东乡的时候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关上城门，准备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进永安城，他就命令人们把州衙改为“天王府”，大加修缮，墙上用杏黄纸裱糊，地上铺满红毡，厅前排列着花盆。“天王府”的各门分别悬挂“第一朝门”、“第二朝门”、“第三朝门”、“第四朝门”的牌子，门上都涂上皇帝专用的明黄色，画上龙虎图案。
住进“天王府”，洪秀全先给自己选了三十六个女人，封为三十六个娘娘，然后就开始大封王爵。封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
素质问题
一
阅读这些“起义”、“暴乱”或“案件”资料时，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宣传和漏洞百出的承诺，能够召集那么多信众？
历史上许多起义领袖的骗术，都是非常幼稚的。八卦教曹顺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声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捏称教中人“各有来历”，或是罗汉转世，或燃灯佛转世，或者是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转世。他梦想坐朝登基，决定扯旗造反，“恐人畏惧枪炮”，又捏说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其胆。这简直就是义和团的预演。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宣传，居然也使他成了小小领袖。
乾隆十七年，湖北发生过一起“马朝柱谋反案”。此人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竟骗得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解放后的案件中，当事人使用的骗术也十分可笑。
“中原皇清国”的“皇帝”张清安的动员手段其实十分简单。他只是对当地老百姓宣传说：“我是孝子，玉皇派我做中原皇清国皇帝，下凡来普度众生，今年七月有大难，我叫谁活谁才活。”他到枣林公社清滩村，对村民们说：“枣林公社的干部和恶人要死定，全公社只留213人，你们村只留18人，你们队只留3人。”一通神乎其神的吓唬，好几个人就做了他的信众。六十多岁的张清安甚至还以这套说辞骗得十八岁的处女雷某上床，事后封之为“一品夫人”。
攻占了县医院，拘留医生护士，毁灭了计划生育用品的“大有国皇帝”曾应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皇帝”中，算是颇有“雄才大略”的。不过他的“雄才大略”也不过表现为在起事前先制造了“假龙沉，真龙升”等民谣，为自己登基进行秘密宣传，并编造了娃娃鱼献瑞等故事来证明自己的“不凡”，同时还策划了一班大臣千里赴河南迎驾，拥戴他登基的大戏。
如果说解放前旧中国教育不普及、资讯不发达，人民容易被皇帝梦所迷惑，那么新中国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以前已经有了质的提升。解放前，全国90%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如今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资讯更为发达，何以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只有温文尔雅的孔孟之道，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中的民间智慧，以及数不清的、杂乱无章的迷信传说。构成我们这个社会主体的农民，千百年来“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很多时候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
由于缺乏教育，中国很多农民自我意识薄弱，社会认知结构简单。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他们不能深入分析社会痛苦的来源，只能用自身笼统的感觉、狭窄的经验以及迷信的传统来分析世界，以“劫难说”来解释一切。
直到今天，许多农民的思维结构与传统时代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乐于相信种种神怪现象，愿意把命运交付给神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农村调查——封建愚昧意识和道德沦丧现象在农村十分严重》中描述：“近几年来，走到农村（尤其是中南部及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庙宇蓬勃发展，农村传出个谣言就可能产生一个庙宇，出个大人物可能会伴随一个神灵。”农民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习惯依附和顺从，很容易被狂乱情绪所挟裹，彻底丧失理智，成为一出出廉价悲剧的殉葬品。
二
他们没有番号、旗帜，没有盔甲、武器，穿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衣服，手里握着菜刀、锄头、扁担，前头还赶着自家的一头小毛驴，驴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经被农民起义军掳入军中的读书人这样回忆他的见闻：“又服饰不经，或戎服，以白缯缠首。或纱帽补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庙金色幞头及龙袍着之。而其下参游都守备则尤不伦，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褴褛类乞丐者，每朔望则杂沓而至。”
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三国》，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时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年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诫。
三
这样一支军队，如果缺乏出色的领导，当然会一败涂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虽然千千万万，但是成功的不及万分之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革命者出人意料地缺乏能力。
道光三年，马万良父子的起义就是一出闹剧。直隶清河县人马万良、马进忠是“八卦教”教首。和林清一样，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徒后，他们父子做起了皇帝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三十多个教徒的拥戴下直接称帝。父亲马万良后来在供词中是这样交代的：（十月）初一那一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继子（马进忠）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登基。众人磕了头，起了“天心顺”年号，封小的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们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们为将军、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分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那日男女徒弟并未到齐，有当面封的，有未到先封的，也有十一月二十五日继子回家在那里封的。
导演完这场“登基”闹剧以后，马氏父子毕竟也知道农村土炕算不上“龙廷”。为了实现帝王梦想，马进忠决定实施攻打临清、清河的“计划”。但是计划实在太雷人了：他们打算在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在临清城外会合，“暗进临清西门，夜晚动手，乘人不备，光抢文武衙门，得了枪炮再回去抢清河县城。有了人马器械，再商议二月初取龙抬头吉日起身，一路打抢北上。众各允从”。他们以为凭几百个人，赤手空拳，就可以顺利抢得枪炮。抢了之后，还要回家顺顺当当过完年，过完正月，再从容不迫地去北京做皇帝。这样的计划岂非痴人说梦？事实上，马进忠并没有为攻打临清做任何现实的物质准备，而是在“登基”之后，二十四日，忙着头扎红绸、身披黄绫，同“皇后”刘氏一同“衣锦还乡”，回到了清河县。在大事招摇不久，便被地方民人告发。清地方当局逮捕了三百多名明天教徒，经过严刑审讯，将马进忠、马万良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从马进忠“登基”到被捕仅两个月。一场“皇帝”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那些大型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战略水平也十分低下。《靖逆记》卷五《李文成》记载：因为想登基坐殿，享受帝王滋味，在嘉庆十六年左右，林清就和骨干们准备起义事宜。他们早早地定下了起义时间，那就是两年后的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一般来说，起义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因势利导地决定时间、地点。他们为什么早早就决定了两年后某一天的具体时日呢？原来，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教首们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起事”。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林清召集骨干力量在河南道口召开了一次会议，部署起义事宜。他们议定，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于九月十五同时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总人数数万，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坐殿。
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组织松散、领导无力，这次起义进行得毫无章法，最后以惨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看山东的起义。山东教徒按计划准时于九月十五午时举行了起义，趁着清朝地方官员毫无准备的机会占领了两座县城。但是在杀了县官、劫了监狱后，起义军就忠实地听从“发财”这一教旨的指导，据《朱批奏折》，他们集中精力于“抢当铺、钱铺”，然后“仍出城各分股散逸”，四散而走，“游奕于定、曹、单三县之间，劫掠村庄、食物”。“从九月初十至九月末，山东八卦教徒仅只贪眼前小利，劫掠商号、抢府库，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图，结果坐失良机。”
清政府的正规军杀到后，发现这些起义军不堪一击。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战备意图，更要命的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严明的纪律，和经过训练的兵源。不少人属于被临时裹胁，仓促上阵的普通百姓，而军事首领仅知抢劫财货，以饱囊驮，不知死已临头”。官军发现“该逆匪并无纪律，亦无技勇……其被胁之人，一见官兵，即将刀仗抛弃，拼命奔逃。并有脱衣跪地者。其剿残零匪，俱逃往曹县之启家集”。这些革命者很快就被清朝地方军队消灭了。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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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心理状态，与上两位大同小异。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各级人员身份，以显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为之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
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叫东乡的小镇。占了小镇后，虽然四周已经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整个东乡镇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原来，洪秀全正忙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他称“主”。起兵不到三个月，刚刚占领了一个小镇子，在敌人日渐合围的艰险时刻，就开国登基，竖起大招牌，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太平军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县城永安。一万乡下人进了城，感觉自然和在东乡的时候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关上城门，准备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进永安城，他就命令人们把州衙改为“天王府”，大加修缮，墙上用杏黄纸裱糊，地上铺满红毡，厅前排列着花盆。“天王府”的各门分别悬挂“第一朝门”、“第二朝门”、“第三朝门”、“第四朝门”的牌子，门上都涂上皇帝专用的明黄色，画上龙虎图案。
住进“天王府”，洪秀全先给自己选了三十六个女人，封为三十六个娘娘，然后就开始大封王爵。封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
素质问题
一
阅读这些“起义”、“暴乱”或“案件”资料时，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宣传和漏洞百出的承诺，能够召集那么多信众？
历史上许多起义领袖的骗术，都是非常幼稚的。八卦教曹顺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声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捏称教中人“各有来历”，或是罗汉转世，或燃灯佛转世，或者是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转世。他梦想坐朝登基，决定扯旗造反，“恐人畏惧枪炮”，又捏说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其胆。这简直就是义和团的预演。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宣传，居然也使他成了小小领袖。
乾隆十七年，湖北发生过一起“马朝柱谋反案”。此人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竟骗得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解放后的案件中，当事人使用的骗术也十分可笑。
“中原皇清国”的“皇帝”张清安的动员手段其实十分简单。他只是对当地老百姓宣传说：“我是孝子，玉皇派我做中原皇清国皇帝，下凡来普度众生，今年七月有大难，我叫谁活谁才活。”他到枣林公社清滩村，对村民们说：“枣林公社的干部和恶人要死定，全公社只留213人，你们村只留18人，你们队只留3人。”一通神乎其神的吓唬，好几个人就做了他的信众。六十多岁的张清安甚至还以这套说辞骗得十八岁的处女雷某上床，事后封之为“一品夫人”。
攻占了县医院，拘留医生护士，毁灭了计划生育用品的“大有国皇帝”曾应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皇帝”中，算是颇有“雄才大略”的。不过他的“雄才大略”也不过表现为在起事前先制造了“假龙沉，真龙升”等民谣，为自己登基进行秘密宣传，并编造了娃娃鱼献瑞等故事来证明自己的“不凡”，同时还策划了一班大臣千里赴河南迎驾，拥戴他登基的大戏。
如果说解放前旧中国教育不普及、资讯不发达，人民容易被皇帝梦所迷惑，那么新中国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以前已经有了质的提升。解放前，全国90%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如今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资讯更为发达，何以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只有温文尔雅的孔孟之道，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中的民间智慧，以及数不清的、杂乱无章的迷信传说。构成我们这个社会主体的农民，千百年来“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很多时候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
由于缺乏教育，中国很多农民自我意识薄弱，社会认知结构简单。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他们不能深入分析社会痛苦的来源，只能用自身笼统的感觉、狭窄的经验以及迷信的传统来分析世界，以“劫难说”来解释一切。
直到今天，许多农民的思维结构与传统时代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乐于相信种种神怪现象，愿意把命运交付给神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农村调查——封建愚昧意识和道德沦丧现象在农村十分严重》中描述：“近几年来，走到农村（尤其是中南部及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庙宇蓬勃发展，农村传出个谣言就可能产生一个庙宇，出个大人物可能会伴随一个神灵。”农民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习惯依附和顺从，很容易被狂乱情绪所挟裹，彻底丧失理智，成为一出出廉价悲剧的殉葬品。
二
他们没有番号、旗帜，没有盔甲、武器，穿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衣服，手里握着菜刀、锄头、扁担，前头还赶着自家的一头小毛驴，驴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经被农民起义军掳入军中的读书人这样回忆他的见闻：“又服饰不经，或戎服，以白缯缠首。或纱帽补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庙金色幞头及龙袍着之。而其下参游都守备则尤不伦，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褴褛类乞丐者，每朔望则杂沓而至。”
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三国》，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时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年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诫。
三
这样一支军队，如果缺乏出色的领导，当然会一败涂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虽然千千万万，但是成功的不及万分之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革命者出人意料地缺乏能力。
道光三年，马万良父子的起义就是一出闹剧。直隶清河县人马万良、马进忠是“八卦教”教首。和林清一样，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徒后，他们父子做起了皇帝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三十多个教徒的拥戴下直接称帝。父亲马万良后来在供词中是这样交代的：（十月）初一那一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继子（马进忠）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登基。众人磕了头，起了“天心顺”年号，封小的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们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们为将军、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分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那日男女徒弟并未到齐，有当面封的，有未到先封的，也有十一月二十五日继子回家在那里封的。
导演完这场“登基”闹剧以后，马氏父子毕竟也知道农村土炕算不上“龙廷”。为了实现帝王梦想，马进忠决定实施攻打临清、清河的“计划”。但是计划实在太雷人了：他们打算在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在临清城外会合，“暗进临清西门，夜晚动手，乘人不备，光抢文武衙门，得了枪炮再回去抢清河县城。有了人马器械，再商议二月初取龙抬头吉日起身，一路打抢北上。众各允从”。他们以为凭几百个人，赤手空拳，就可以顺利抢得枪炮。抢了之后，还要回家顺顺当当过完年，过完正月，再从容不迫地去北京做皇帝。这样的计划岂非痴人说梦？事实上，马进忠并没有为攻打临清做任何现实的物质准备，而是在“登基”之后，二十四日，忙着头扎红绸、身披黄绫，同“皇后”刘氏一同“衣锦还乡”，回到了清河县。在大事招摇不久，便被地方民人告发。清地方当局逮捕了三百多名明天教徒，经过严刑审讯，将马进忠、马万良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从马进忠“登基”到被捕仅两个月。一场“皇帝”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那些大型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战略水平也十分低下。《靖逆记》卷五《李文成》记载：因为想登基坐殿，享受帝王滋味，在嘉庆十六年左右，林清就和骨干们准备起义事宜。他们早早地定下了起义时间，那就是两年后的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一般来说，起义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因势利导地决定时间、地点。他们为什么早早就决定了两年后某一天的具体时日呢？原来，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教首们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起事”。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林清召集骨干力量在河南道口召开了一次会议，部署起义事宜。他们议定，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于九月十五同时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总人数数万，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坐殿。
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组织松散、领导无力，这次起义进行得毫无章法，最后以惨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看山东的起义。山东教徒按计划准时于九月十五午时举行了起义，趁着清朝地方官员毫无准备的机会占领了两座县城。但是在杀了县官、劫了监狱后，起义军就忠实地听从“发财”这一教旨的指导，据《朱批奏折》，他们集中精力于“抢当铺、钱铺”，然后“仍出城各分股散逸”，四散而走，“游奕于定、曹、单三县之间，劫掠村庄、食物”。“从九月初十至九月末，山东八卦教徒仅只贪眼前小利，劫掠商号、抢府库，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图，结果坐失良机。”
清政府的正规军杀到后，发现这些起义军不堪一击。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战备意图，更要命的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严明的纪律，和经过训练的兵源。不少人属于被临时裹胁，仓促上阵的普通百姓，而军事首领仅知抢劫财货，以饱囊驮，不知死已临头”。官军发现“该逆匪并无纪律，亦无技勇……其被胁之人，一见官兵，即将刀仗抛弃，拼命奔逃。并有脱衣跪地者。其剿残零匪，俱逃往曹县之启家集”。这些革命者很快就被清朝地方军队消灭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