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1 / 4）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象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着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对他来说简直是要求一只羚羊向狮子发起进攻。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在“新政”后期，嘉庆皇帝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此时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与朝廷宣传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为期不远。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须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也是主要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足以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为什么经历了战争，人口仍然创了历史纪录。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嘉庆，也彻底地否定了其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因此，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它的出现，说明在大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试图彻底否定大清历朝统治成绩，进而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异端思潮。洪亮吉在上这个折子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在皇帝看来，这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专制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但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但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奏折，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宣言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辞错误入手，抓住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症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守成种种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皇帝说，“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员就能保持住“天良”，让人性重新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谨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也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但是实际上嘉庆在这一用人标准上与他的先祖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咸丰年间，大臣张集馨与咸丰皇帝纵谈乾隆年间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咸丰说：“老辈督抚要钱厉害。”意思是说，乾隆年间的大臣都很腐败。张集馨却认为，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合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朝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所以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00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唯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地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只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返回顶部↑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对他来说简直是要求一只羚羊向狮子发起进攻。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历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著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在“新政”后期，嘉庆皇帝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此时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与朝廷宣传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为期不远。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霉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须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也是主要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足以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为什么经历了战争，人口仍然创了历史纪录。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嘉庆，也彻底地否定了其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因此，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它的出现，说明在大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试图彻底否定大清历朝统治成绩，进而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异端思潮。洪亮吉在上这个折子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在皇帝看来，这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专制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但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但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奏折，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宣言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辞错误入手，抓住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症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守成种种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皇帝说，“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员就能保持住“天良”，让人性重新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谨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也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但是实际上嘉庆在这一用人标准上与他的先祖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咸丰年间，大臣张集馨与咸丰皇帝纵谈乾隆年间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咸丰说：“老辈督抚要钱厉害。”意思是说，乾隆年间的大臣都很腐败。张集馨却认为，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合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朝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所以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00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唯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地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只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返回顶部↑